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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4章 剃光，越短越好
会议持续了整整五天。
议题精彩纷呈，从先秦诗文的断代与解读，到明清小说的世情描摹与价值重估；从敦煌遗书的新发现与文学史意义，到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后的適应与反思————
至少在许成军眼中，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的盛宴。
有时，某位大家讲詼谐幽默的讲一个考据的歷史故事，他就能跟著乐半天。
要说，这就是独属於文科生的浪漫。
歷史和文学。
文学和歷史。
从来都是相关的。
除了第二天被刘让言教授“点將”发表了一通关於“清官文学”的见解外，他大多数时候都安然居於后座，沉浸於聆听诸位学术泰斗与中坚力量的交锋与阐发，乐在其中。
第四天下午，章培横作了题为“宋元之际的文人境遇与文学书写—一以遗民诗文为中心的考察”的主题演讲。
他以其一贯的绵密扎实的文献功底，结合从復旦高材生到歷经风雨，再重返学术前沿中那份对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深沉体察，將宋元易代之际文人的彷徨、坚守、妥协与精神挣扎，剖析得丝丝入扣。
演讲毕，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严家炎、罗宗强等教授均上前与他热烈討论，可谓博得满堂彩。
会议圆满落幕后的次日，许成军依约前往还在褓中的《读者文摘》筹备处。
地点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栋陈旧办公楼尽头，两间不大的房间，光线略显昏暗，桌椅文件柜都有些年头。
胡全热情地將他迎入，並介绍了另一位核心筹备者—郑原。
两人此时都还在出版社有其他编辑工作，《读者文摘》的筹备更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和一股热忱在推进。
寒暄过后，话题很快切入正题。
胡全递给许成军一杯茶，脸上兴奋之余，也难掩一丝忧色与迷茫：“成军同志，不瞒你说，我们俩这阵子，真是又激动，又心里没底。
激动，是觉得这事儿有意义，老百姓需要一本好看、耐看、能滋养心田的文摘杂誌。
没底————”
金城这地方，对80年代的中国来说，確实太偏了。
从古至今，这里算河西襟喉，西域噤喉”，是通衢要塞，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却从来不是什么文化中心。
信息闭塞，作者资源匱乏，读者群体————
“除了本省，外省谁认咱们金城出的杂誌？《读者文摘》————真能办成么？”
郑原在一旁沉默地点头，显然深有同感。
许成军捧著温热的茶杯，自光扫过简陋的办公室，墙上贴著初步的栏目设想，桌上堆著从全国各地报刊剪下来的、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，那份毕路蓝缕的艰辛与热望，触手可及。
他说：“能。”
胡全和郑原精神一振，紧紧看著他。
“胡编辑上次问，应该办什么样的杂誌？”
许成军放下茶杯，语气平和却坚定，“我的回答还是那句：办人民看得懂的杂誌。”
“《读者文摘》若想在后世通行中国，影响几代人，秘诀必须也必然在於通俗易懂、
老少咸宜。
版面要清爽，阅读要便利，最重要的是內容一要有一个又一个能抓住人心、或新奇、或温暖、或引人深思的好故事。
它应该像一扇窗，让最普通的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干部，在劳作之余，能推开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感受人性的共通与美好。”
后来的《读者》在发展过程中，也难免刊载过一些略显狗血煽情的文章，甚至在一些时期被部分读者批评为“毒鸡汤”或公知大本营。
但其最初的、服务大眾阅读需求的出发点並没有错。
郑原思索著问：“成军同志的意思，是我们更应该偏向选编通俗文学类的作品？这样更容易被读者接受？”
许成军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认为文学应该被简单地划分为通俗”与严肃”。阳春白雪，下里巴人，皆文章也。
小说的核心在於故事，在於这故事是否触及了人性的某些真实、时代的某些脉动、情感的某些共鸣。
评价標准应是故事的深度、人物的光彩、情感的真挚，而非先验地贴上严肃”或通俗”的標籤。
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刻吗？
深刻。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故事，识字的纺织女工也能为安娜的命运揪心。这就叫好作品。”
胡全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好！阳春白雪，下里巴人，皆文章也”！成军同志，你这几句话，说得透彻！
我们能不能把这段话，还有办人民看得懂的杂誌”这个提法，用作我们杂誌创刊理念的一部分？这太对我们心思了！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
郑原仍有疑虑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谨慎地问道：“可是，如果刊物完全不强调严肃性”或文学高度”，在当前文坛普遍重视思想深度、艺术探索的氛围下，我们这样一份来自金城的杂誌，凭什么立足呢？会不会被轻视，甚至被边缘化？”
胡全对此有些不以为然，他直率地说：“老郑，咱们得现实点。我们在金城，先天就不像京城、魔都、羊城那些文化重镇，能匯聚名家，引领潮流。
我们的读者基础相对狭窄，先想著活下来，让更多人愿意看、喜欢看，才是硬道理。
“”
许成军点头，接过话头：“胡编辑说得务实，但郑编辑的顾虑也有道理。
不过，我认为这二者並非不可调和。关键在於定位与坚守。歷史大势，浩浩汤汤。
书写属於最广大人民的故事，让更多的群眾听得懂、有共鸣、受启迪，这本身就是未来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大力量，甚至可能是主流方向之一。”
这一点，其实美国、日本文学做得不错。
许成军小时候读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、《汤姆·索亚歷险记》，甚至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它们的內容不深刻吗？
触及了童年冒险、革命与成长等重大主题，相当深刻。
但为什么它们，包括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、青少年文学，能跨越国界被广泛接受？”
因为它们用儘可能清晰、生动、富有感染力的语言，讲述了关平人性、勇气、爱与抗爭的普世故事。
反观我们当下，很多青少年课外阅读，除了四大名著等古典作品，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常常缺位？
很大一个原因是，这些作家写的內容要么是苦大仇深，要么是茅坑和女人的裤腰带，再就是內容太深，语言太黑。
与普通读者，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成长需求產生了隔膜。
“《读者文摘》或许可以尝试填补这个隔膜。”
许成军总结道，“选那些既有一定思想情感內涵，又敘述得乾净、漂亮、吸引人的文章。不排斥深刻，但警惕晦涩；欢迎高雅，但拒绝脱离群眾。就像一位亲切而有见识的朋友，把好故事娓娓道来。”
一番长谈，持续了整个下午。
窗外，金城的落日为黄河水面铺上一层金鳞，远处皋兰山的轮廓逐渐沉入暮靄。
简陋的编辑部里，茶已换过几轮，菸灰缸里堆起了小山，但胡全和郑原眼中的光芒却越来越亮。
临別时，胡全紧紧握著许成军的手：“成军同志，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！你给我们指了明路！等刊物有点眉目了，一定第一个寄给你批评！”
关於《读者文摘》，许成军没做什么拔苗助长的事，也没刻意灌输什么超越时代的大道理。
他只是复述了一遍上一世《读者》在做的事。
但来自一个当红严肃作家的认可，像一剂强心针。
中国文坛需要《读者文摘》。
在网络媒体尚未诞生的年代，《读者》、《意林》、《知音》、《故事会》这类刊物，某种程度上堪比后世的起点、番茄等网络平台。
婉拒了胡全二人执意要请的晚饭，许成军打了一辆“招手停”。
这是80年开始出现在金城街头的一种类似麵包车的个体计程车。
比计程车便宜。
但也不是普通人能坐得起的。
按照陈振林之前留下的地址，七拐八绕，找到了他们那个所谓的“指挥部”。
这地方，与其说是个单位，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前沿观察哨兼临时工棚。
它不在金城市区，而在北面靠近皋兰山余脉的一片荒滩边缘。
几间低矮的、用土坏和红砖混合垒砌的平房，屋顶压著油毡和石块，以防大风。
墙上刷著已经斑驳的白色標语：“种草种树，治穷致富”、“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。
院子是用铁丝网简单围起来的，里面堆放著一些工具、麻袋、还有几个用塑料布苫盖的隆起物。
一辆漆皮脱落、满是尘土的“解放”牌卡车停在院角。
这里属於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“黄河上游水土保持林”项目在金城地区的先期规划与试验点。
工程宏大，但开端往往就是这样，从最艰苦、最基础的地方扎下根。
看到许成军真的找来，陈振林又惊又喜，黝黑的脸上绽开由衷的笑容，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转身就朝屋里喊：“兄弟们！快来看！火车上救了我一命的许成军许同志来了！大作家！真仗义！说到做到！”
呼啦啦，从几间平房里涌出七八个人。
有和陈振林年纪相仿的技术员，也有更年轻些、皮肤晒得发红的青工，还有一位头髮花白、戴著深度眼镜的老工程师。
他们穿著同样朴素甚至破旧的工作服，手上大多沾著泥土或草屑。
听到陈振林带著江湖切口般的介绍，眾人眼睛都亮了起来，热情地围拢上来，握手、
拍肩、递烟、问一路辛苦。
人虽不多，但那份在荒凉中並肩奋斗所滋生出的、近乎袍泽的情谊，长期与自然打交道养成的爽朗与实在，让场面顿时热闹起来。
自古江湖儿女多奇志，未必都在武林中。
这风沙线上的植树人，自有一股披荆斩棘、向绿而生的豪气与江湖气。
恰如此时此刻。
许成军被这毫无矫饰的热情感染，也笑著应和。
陈振林拉著他，挨个介绍同事：负责土壤分析的、搞水文观测的、专攻病虫害防治的、那位老工程师是搞树种引种的专家，姓梁。
寒暄过后，陈振林和梁工便带著许成军参观他们简陋的“阵地”。
一间房里是临时实验室，摆著天平、显微镜、一些瓶瓶罐罐和土样。
墙上掛著手工绘製的地形图和植被规划草图。
另一间是宿舍兼办公室，木板通铺，桌上堆满了资料、图纸和笔记本。
最让许成军动容的，是院子一角的育苗试验区。
那里用土埂划分出几个小畦，上面搭著低矮的塑料薄膜拱棚。
但此刻，其中一个拱棚里的景象却令人心头髮沉。
棚內，一片低矮的幼苗，大多已经萎蔫、发黄，甚至枯死，稀稀拉拉地立在贫瘠的沙质土壤里，了无生机。
只有边缘少数几株还带著一丝孱弱的绿意，但也蔫头耷脑。
梁工蹲下身，轻轻拨弄了一下一株完全枯死的幼苗，嘆了口气，对许成军说：“这是从大兴安岭引种的樟子松，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弄来的沙枣实生苗。我们想著，樟子松耐寒，沙枣耐旱耐盐碱，都是好材料。花了大力气弄过来，小心伺候著————”
他摇摇头，指著旁边的工作日誌，“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土壤酸碱度、水分，都儘可能按资料模擬原產地——————
可还是不行。
你看，樟子松不適应这里春季乾燥多风、昼夜温差更大的小气候，沙枣苗则可能是土壤微生物环境差异太大，根系发育不良。”
陈振林在一旁补充，语气倒是平静：“搞了快一年，失败了好几批。从燕赵弄来的刺槐苗，头一年还行，第二年越冬死一大片。
本地的柠条、花棒好活，但生长慢，生態效益单一。
我们想找更快、更优的树种组合。”
许成军看著那片枯萎的苗圃，又看看梁工和陈振林。
他们脸上並没有太多诸如沮丧、气馁之类的激烈情绪，更多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平静。
“让许同志见笑了。”
梁工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嘴角抿了抿，“搞我们这行，就是这样。树不像机器，输入指令就能转。
它得自己愿意活，还得活得好。我们就是在给它找地方，帮它適应，或者给它找更合適的兄弟（混交林）。
失败是常事，数据也是宝贵的。至少我们知道，这条路，眼下不太通。”
“那接下来怎么办？”许成军问。
“继续找。”
陈振林接话，语气乾脆，“梁工已经写信给林科院，还有內蒙古、寧夏的几个兄弟单位，打听有没有更適合黄河上游乾旱半乾旱区的速生树种，或者问问他们嫁接、驯化的经验。
我们自己也打算再往祁连山深处走走，看看有没有野生表现好的树种可以採集研究。
“”
他指了指院子里其他几个盖著塑料布的苗畦，“那些是本地沙棘和檉柳的苗，长得慢点，但皮实，是我们的保底队伍。”
许成军不知道说什么，他知道三北，但是不知道，具体到这最后种植的是什么，只是沉默地点点头。
这是这场宏大绿色战役最微观、也最坚韧的前沿。
没有口號喧天，只有日復一日的观察、记录、试验、失败、再尝试。
每一个成功的林带背后，可能都埋葬著无数个这样枯萎的苗圃，和无数个像梁工、陈振林这样，在沉默中积累数据、寻找路径的无名者。
梁工留许成军吃晚饭，是简单的大锅菜和饃饃。
饭桌上，大家不再谈工作，而是天南海北地閒聊，问许成军上海见闻，讲他们跑野外遇到的趣事险事，气氛轻鬆。
这些远离文化中心的人们，对一位作家的来访感到新奇，却也保持著质朴的平常心。
离开时，陈振林和几个同事一直把许成军送到能拦到车的大路边。
握手道別，陈振林用力摇了摇许成军的手：“许同志，谢谢你来看我们！等哪天我们这儿真绿了一片，你再来！”
金城之行就此告一段落。
回程的火车上，章培横注意到许成军不再像来时那样时常望向窗外沉思，而是更多时候埋首於一卷《渭南文集》或几本宋代笔记史料的手抄摘录里，手指沿著竖排的文字缓缓移动，神情是一种罕见的、近乎僧侣般的沉静与专注。
这与他印象中那个才气纵横、挥斥方道的师弟不同。
火车过了宝鸡，进入相对平缓的关中平原。
章培横终於忍不住，放下手中的书，隔著小小的茶几，轻声问道：“真封笔了啊，成军？”
许成军从书卷上抬起目光，眼神清澈，笑了笑：“一段时间吧。至少，不急著写。”
“那————什么时候再写？”
许成军缓缓道：“等內心真正感到充盈，觉得非说不可，而说的东西又能稍稍配得上这片土地的厚重时。”
没有了往日那种自信的锐气，却多了一份自知与敬畏。
章培横听懂了。
他点点头，不再多问，重新拿起书，心中却有些感慨。
师弟这番“龙场悟道”般的静默沉淀，或许比他写出十篇《爱情死了》更有长远意义。
他们並没有直接返回上海。
在金城时，许成军向章培横提出，想去同心看看。
章培横记著之前的承诺，也看出师弟眼中那份想更深入触摸西北脉搏的渴望，便答应同行。
会议组织方和兰大刘教授听说后，虽觉意外，但也表示了理解，並帮忙开具了去往寧夏的工作联繫介绍信。
这年头，没有单位或会议介绍信，异地出行，尤其是深入县城，住宿接待都可能成问题。
从金城到同心，没有直达火车。
他们需先乘火车到中卫，再转乘长途汽车。
中卫到同心的公路，说是省道，实则大半是崎嶇不平的砂石路，蜿蜒在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（塬、梁、峁）之间。
汽车是旧式的解放牌大客车，喷著黑烟，在剧烈的顛簸中艰难前行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各种方言、气味混杂。
车窗外的景色，却让旅途的艰辛有了补偿。
时值仲春，但黄土高原的绿意仍是吝嗇的，大片大片的塬裸露著乾渴的、刀劈斧削般的肌理，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苍黄与赭红。
深切的沟壑纵横交错，像大地衰老的皱纹。
只有谷底和背阴处，才有些许耐旱的柠条、沙棘点缀著稀疏的绿色。
村落往往依山而建，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窑洞，远远望去，宛如镶嵌在巨大黄土雕塑上的蚁穴。
天空高远湛蓝，几缕云丝凝滯不动，更衬得大地雄浑而寂寥。
“野云万里无城郭，雨雪纷纷连大漠。”
虽非冬季，但这片天地间瀰漫的荒凉、旷远与坚韧，却让许成军脑海里自然浮现出这般雄浑又苍凉的诗句。
到了同心，目之所及，儘是望不到头的黄土山塬，和被风沙侵蚀得边缘模糊的层层梯田。
县城很小，一条主街，几排灰扑扑的砖瓦平房和土坯房便是全部。
街道上尘土飞扬，驴车、骆驼和行人的脚步都显得迟缓。
当地人，无论回汉，大多肤色黝红，脸颊带著高原紫外线和风沙留下的印记，眼神质朴而略带审视。
回族男子多戴白帽，妇女或戴盖头，或围著头巾，在尘土中忙碌。
空气里飘著牛羊肉的膻香、烤饼的焦香，以及无处不在的、乾燥的黄土气息。
凭藉介绍信，他们住进了县里唯一的招待所。
条件简陋，但有乾净的床铺和热水瓶。
安顿下来后，章培横因上海还有教学任务，无法久留，只待了三天，对同心的贫困与坚韧有了直观感受后，便先行乘班车返回中卫，再转火车回沪。
临行前，他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：“多看，多听，多感受。安全第一，有事给学校或者我家里发电报。”
许成军这一住，便是半个月。
介绍信和復旦学生证让他获得了基本的便利。
他换下了显眼的上海装，穿上在县城集市买的普通蓝布褂子，儘量融入当地。
这半个月里，他曾跟著去乡下集市的老乡搭驴车，半路遇到“断路收钱”的当地青皮，几个半大孩子拿著木棍拦在路中间，索要“买路钱”。
赶车的老汉嘆了口气，熟练地摸出几毛钱递过去，低声对许成军说：“这帮二流子家里穷管不了，派出所也管不过来————破財免灾吧。”
他在预旺公社亲眼看到春季造林大会战的场景。
上千社员，在公社干部和技术员的带领下，迎著能把人吹得跟跪的黄风，在流动沙丘上打“草方格”。
然后在格子里栽下沙柳、柠条的苗子。
风沙打在脸上生疼，人们的嘴唇乾裂起皮，但號子声和铁杴声却持续不断。
休息时，几个回族老汉蹲在沙梁后，掏出自製的弦子，苍凉地唱起了“花儿”，那高亢曲折的调子，仿佛在与风沙对话，诉说著生活的艰辛与不屈的希望。
许成军听得入神，那音乐里有一种直抵灵魂的原始力量。
他在一个几乎全是回族聚居的庄子里，被好客的阿訇邀请到家里，吃了手抓羊肉，喝了盖碗茶，听了许多关於先民迁徙、关於如何在苦焦之地坚守信仰与生计的故事。
他见识了“吊罐”沐浴的习俗，看到了清真寺里安静而虔诚的礼拜。
回汉之间，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清晰界限，又在对抗自然贫困时有著朴素的互助。
他也看到了极端的水资源匱乏。
许多村子依靠古老的“水窖”储存雨雪水，水贵如油，一盆水先洗脸，再洗脚，最后餵牲口。
为爭抢沟底一眼渗水泉，不同生產队之间曾发生过械斗。
流血、暴力、原始。
生存的压力，在这里以最直接、最残酷的方式呈现。
半个月下来，许成军皮肤晒黑了，嘴唇乾裂了，胃里装满了羊肉和饃饃，也装满了沉甸甸的、未经任何文学修饰的原始素材。
他笔记本上记上了零碎的见闻：
某老汉关於民国十八年的可怕回忆；
妇女们一边纳鞋底一边传唱的抗婚“花儿”歌词；
孩子因为家里终於打了口新水窖而绽放的灿烂笑容；
沙暴来临前，天地昏黄、万物蛰伏时那种令人心悸的寂静————
离开同心前，他又去看了看黄河。
这里的黄河，比金城段更为不羈，穿行於土石峡谷之间，水色浑浊如泥浆，发出沉闷的咆哮。
站在高处望去，浑黄的河水与浑黄的土地几乎融为一体，只有那永恆的、向东奔流的姿態，揭示著生命不屈的律动。
许成军站在塬顶，让乾燥猛烈的风吹透衣衫。
他感到內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旷感，仿佛那些悬浮的、属於“许成军作家”的声名与思绪，都被这西北的风沙滤去了浮华，露出了底下沉默而坚实的基底。
返程途中，许成军並未直接取道返回上海。
他胸中那幅被西北风沙初步勾勒出的粗断图景，牵引著他沿著心中想像的、未来那绵延万里的“三北”防护林脉络，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节点城市，稍作盘桓。
他先北上至银川，这座塞上湖城尚未被后来大开发的烟尘笼罩，老城区回汉交融的市井气息浓烈，城西的贺兰山在湛蓝天空下沉默如铁壁，而城东已能望见毛乌素沙地南缘的苍黄。
他在新城与老城墙之间徘徊，在羊肉街口的烟火气里听摊主讲十年前的风沙如何埋了半条街。
继而向东，过黄河，入陕北。
在榆林，他见识了更为典型的“风沙草滩区”地貌。
镇北台雄踞边墙，底下是滚滚流沙与顽强生长的沙柳、花棒。
他跟著当地治沙站的工人，在红石峡附近参与了一次抢墒播种，亲手將带著蜡质涂层的柠条种子埋进沙窝。
夜里住在窑洞招待所，听著窗外永不止歇的风声，如听亘古的嘆息。
再南下，至延安。
宝塔山依旧，延河水已显瘦弱。
这里不仅是革命圣地，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。
他走了安塞、志丹的几个公社，看到人们在近乎垂直的“掛壁田”上劳作，看到淤地坝工程的艰难推进。
在一处知青留下的试验苗圃里，他看到几排引自河北的油松，因为不適应冬季乾冷和土壤贫瘠，长得病病歪歪，与旁边土生土长的酸枣、荆条形成鲜明对比。
老农操著浓重的陕北口音对他说：“外来的树，金贵，难伺候。可上头的任务，不种不行咧。”
风吹日晒之下，他头髮变得又长又乱，乾枯打结，蒙著洗不净的沙尘。
皮肤粗糙黝黑，嘴唇数度乾裂出血，颧骨处晒脱了皮，留下浅红的印记。
隨身带的雪花膏早已用完，脸被塞外的风吹得生疼。
在榆林一家国营理髮店，他看著镜中那个几乎认不出的、野人般的自己，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躁意。
这外表上的狼狈与邋遢，仿佛是他內心某种剧烈却不清晰的变化的外显。
他感到一种不耐，对这副依然带著些许“文明世界”痕跡的皮囊感到不耐。
“师傅，“”
他对拿著推子、有些惊讶的老师傅说，“剃光，越短越好。”
会议持续了整整五天。
议题精彩纷呈，从先秦诗文的断代与解读，到明清小说的世情描摹与价值重估；从敦煌遗书的新发现与文学史意义，到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后的適应与反思————
至少在许成军眼中，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的盛宴。
有时，某位大家讲詼谐幽默的讲一个考据的歷史故事，他就能跟著乐半天。
要说，这就是独属於文科生的浪漫。
歷史和文学。
文学和歷史。
从来都是相关的。
除了第二天被刘让言教授“点將”发表了一通关於“清官文学”的见解外，他大多数时候都安然居於后座，沉浸於聆听诸位学术泰斗与中坚力量的交锋与阐发，乐在其中。
第四天下午，章培横作了题为“宋元之际的文人境遇与文学书写—一以遗民诗文为中心的考察”的主题演讲。
他以其一贯的绵密扎实的文献功底，结合从復旦高材生到歷经风雨，再重返学术前沿中那份对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深沉体察，將宋元易代之际文人的彷徨、坚守、妥协与精神挣扎，剖析得丝丝入扣。
演讲毕，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严家炎、罗宗强等教授均上前与他热烈討论，可谓博得满堂彩。
会议圆满落幕后的次日，许成军依约前往还在褓中的《读者文摘》筹备处。
地点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栋陈旧办公楼尽头，两间不大的房间，光线略显昏暗，桌椅文件柜都有些年头。
胡全热情地將他迎入，並介绍了另一位核心筹备者—郑原。
两人此时都还在出版社有其他编辑工作，《读者文摘》的筹备更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和一股热忱在推进。
寒暄过后，话题很快切入正题。
胡全递给许成军一杯茶，脸上兴奋之余，也难掩一丝忧色与迷茫：“成军同志，不瞒你说，我们俩这阵子，真是又激动，又心里没底。
激动，是觉得这事儿有意义，老百姓需要一本好看、耐看、能滋养心田的文摘杂誌。
没底————”
金城这地方，对80年代的中国来说，確实太偏了。
从古至今，这里算河西襟喉，西域噤喉”，是通衢要塞，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却从来不是什么文化中心。
信息闭塞，作者资源匱乏，读者群体————
“除了本省，外省谁认咱们金城出的杂誌？《读者文摘》————真能办成么？”
郑原在一旁沉默地点头，显然深有同感。
许成军捧著温热的茶杯，自光扫过简陋的办公室，墙上贴著初步的栏目设想，桌上堆著从全国各地报刊剪下来的、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，那份毕路蓝缕的艰辛与热望，触手可及。
他说：“能。”
胡全和郑原精神一振，紧紧看著他。
“胡编辑上次问，应该办什么样的杂誌？”
许成军放下茶杯，语气平和却坚定，“我的回答还是那句：办人民看得懂的杂誌。”
“《读者文摘》若想在后世通行中国，影响几代人，秘诀必须也必然在於通俗易懂、
老少咸宜。
版面要清爽，阅读要便利，最重要的是內容一要有一个又一个能抓住人心、或新奇、或温暖、或引人深思的好故事。
它应该像一扇窗，让最普通的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干部，在劳作之余，能推开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感受人性的共通与美好。”
后来的《读者》在发展过程中，也难免刊载过一些略显狗血煽情的文章，甚至在一些时期被部分读者批评为“毒鸡汤”或公知大本营。
但其最初的、服务大眾阅读需求的出发点並没有错。
郑原思索著问：“成军同志的意思，是我们更应该偏向选编通俗文学类的作品？这样更容易被读者接受？”
许成军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认为文学应该被简单地划分为通俗”与严肃”。阳春白雪，下里巴人，皆文章也。
小说的核心在於故事，在於这故事是否触及了人性的某些真实、时代的某些脉动、情感的某些共鸣。
评价標准应是故事的深度、人物的光彩、情感的真挚，而非先验地贴上严肃”或通俗”的標籤。
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刻吗？
深刻。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故事，识字的纺织女工也能为安娜的命运揪心。这就叫好作品。”
胡全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好！阳春白雪，下里巴人，皆文章也”！成军同志，你这几句话，说得透彻！
我们能不能把这段话，还有办人民看得懂的杂誌”这个提法，用作我们杂誌创刊理念的一部分？这太对我们心思了！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
郑原仍有疑虑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谨慎地问道：“可是，如果刊物完全不强调严肃性”或文学高度”，在当前文坛普遍重视思想深度、艺术探索的氛围下，我们这样一份来自金城的杂誌，凭什么立足呢？会不会被轻视，甚至被边缘化？”
胡全对此有些不以为然，他直率地说：“老郑，咱们得现实点。我们在金城，先天就不像京城、魔都、羊城那些文化重镇，能匯聚名家，引领潮流。
我们的读者基础相对狭窄，先想著活下来，让更多人愿意看、喜欢看，才是硬道理。
“”
许成军点头，接过话头：“胡编辑说得务实，但郑编辑的顾虑也有道理。
不过，我认为这二者並非不可调和。关键在於定位与坚守。歷史大势，浩浩汤汤。
书写属於最广大人民的故事，让更多的群眾听得懂、有共鸣、受启迪，这本身就是未来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大力量，甚至可能是主流方向之一。”
这一点，其实美国、日本文学做得不错。
许成军小时候读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、《汤姆·索亚歷险记》，甚至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它们的內容不深刻吗？
触及了童年冒险、革命与成长等重大主题，相当深刻。
但为什么它们，包括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、青少年文学，能跨越国界被广泛接受？”
因为它们用儘可能清晰、生动、富有感染力的语言，讲述了关平人性、勇气、爱与抗爭的普世故事。
反观我们当下，很多青少年课外阅读，除了四大名著等古典作品，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常常缺位？
很大一个原因是，这些作家写的內容要么是苦大仇深，要么是茅坑和女人的裤腰带，再就是內容太深，语言太黑。
与普通读者，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成长需求產生了隔膜。
“《读者文摘》或许可以尝试填补这个隔膜。”
许成军总结道，“选那些既有一定思想情感內涵，又敘述得乾净、漂亮、吸引人的文章。不排斥深刻，但警惕晦涩；欢迎高雅，但拒绝脱离群眾。就像一位亲切而有见识的朋友，把好故事娓娓道来。”
一番长谈，持续了整个下午。
窗外，金城的落日为黄河水面铺上一层金鳞，远处皋兰山的轮廓逐渐沉入暮靄。
简陋的编辑部里，茶已换过几轮，菸灰缸里堆起了小山，但胡全和郑原眼中的光芒却越来越亮。
临別时，胡全紧紧握著许成军的手：“成军同志，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！你给我们指了明路！等刊物有点眉目了，一定第一个寄给你批评！”
关於《读者文摘》，许成军没做什么拔苗助长的事，也没刻意灌输什么超越时代的大道理。
他只是复述了一遍上一世《读者》在做的事。
但来自一个当红严肃作家的认可，像一剂强心针。
中国文坛需要《读者文摘》。
在网络媒体尚未诞生的年代，《读者》、《意林》、《知音》、《故事会》这类刊物，某种程度上堪比后世的起点、番茄等网络平台。
婉拒了胡全二人执意要请的晚饭，许成军打了一辆“招手停”。
这是80年开始出现在金城街头的一种类似麵包车的个体计程车。
比计程车便宜。
但也不是普通人能坐得起的。
按照陈振林之前留下的地址，七拐八绕，找到了他们那个所谓的“指挥部”。
这地方，与其说是个单位，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前沿观察哨兼临时工棚。
它不在金城市区，而在北面靠近皋兰山余脉的一片荒滩边缘。
几间低矮的、用土坏和红砖混合垒砌的平房，屋顶压著油毡和石块，以防大风。
墙上刷著已经斑驳的白色標语：“种草种树，治穷致富”、“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。
院子是用铁丝网简单围起来的，里面堆放著一些工具、麻袋、还有几个用塑料布苫盖的隆起物。
一辆漆皮脱落、满是尘土的“解放”牌卡车停在院角。
这里属於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“黄河上游水土保持林”项目在金城地区的先期规划与试验点。
工程宏大，但开端往往就是这样，从最艰苦、最基础的地方扎下根。
看到许成军真的找来，陈振林又惊又喜，黝黑的脸上绽开由衷的笑容，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转身就朝屋里喊：“兄弟们！快来看！火车上救了我一命的许成军许同志来了！大作家！真仗义！说到做到！”
呼啦啦，从几间平房里涌出七八个人。
有和陈振林年纪相仿的技术员，也有更年轻些、皮肤晒得发红的青工，还有一位头髮花白、戴著深度眼镜的老工程师。
他们穿著同样朴素甚至破旧的工作服，手上大多沾著泥土或草屑。
听到陈振林带著江湖切口般的介绍，眾人眼睛都亮了起来，热情地围拢上来，握手、
拍肩、递烟、问一路辛苦。
人虽不多，但那份在荒凉中並肩奋斗所滋生出的、近乎袍泽的情谊，长期与自然打交道养成的爽朗与实在，让场面顿时热闹起来。
自古江湖儿女多奇志，未必都在武林中。
这风沙线上的植树人，自有一股披荆斩棘、向绿而生的豪气与江湖气。
恰如此时此刻。
许成军被这毫无矫饰的热情感染，也笑著应和。
陈振林拉著他，挨个介绍同事：负责土壤分析的、搞水文观测的、专攻病虫害防治的、那位老工程师是搞树种引种的专家，姓梁。
寒暄过后，陈振林和梁工便带著许成军参观他们简陋的“阵地”。
一间房里是临时实验室，摆著天平、显微镜、一些瓶瓶罐罐和土样。
墙上掛著手工绘製的地形图和植被规划草图。
另一间是宿舍兼办公室，木板通铺，桌上堆满了资料、图纸和笔记本。
最让许成军动容的，是院子一角的育苗试验区。
那里用土埂划分出几个小畦，上面搭著低矮的塑料薄膜拱棚。
但此刻，其中一个拱棚里的景象却令人心头髮沉。
棚內，一片低矮的幼苗，大多已经萎蔫、发黄，甚至枯死，稀稀拉拉地立在贫瘠的沙质土壤里，了无生机。
只有边缘少数几株还带著一丝孱弱的绿意，但也蔫头耷脑。
梁工蹲下身，轻轻拨弄了一下一株完全枯死的幼苗，嘆了口气，对许成军说：“这是从大兴安岭引种的樟子松，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弄来的沙枣实生苗。我们想著，樟子松耐寒，沙枣耐旱耐盐碱，都是好材料。花了大力气弄过来，小心伺候著————”
他摇摇头，指著旁边的工作日誌，“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土壤酸碱度、水分，都儘可能按资料模擬原產地——————
可还是不行。
你看，樟子松不適应这里春季乾燥多风、昼夜温差更大的小气候，沙枣苗则可能是土壤微生物环境差异太大，根系发育不良。”
陈振林在一旁补充，语气倒是平静：“搞了快一年，失败了好几批。从燕赵弄来的刺槐苗，头一年还行，第二年越冬死一大片。
本地的柠条、花棒好活，但生长慢，生態效益单一。
我们想找更快、更优的树种组合。”
许成军看著那片枯萎的苗圃，又看看梁工和陈振林。
他们脸上並没有太多诸如沮丧、气馁之类的激烈情绪，更多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平静。
“让许同志见笑了。”
梁工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嘴角抿了抿，“搞我们这行，就是这样。树不像机器，输入指令就能转。
它得自己愿意活，还得活得好。我们就是在给它找地方，帮它適应，或者给它找更合適的兄弟（混交林）。
失败是常事，数据也是宝贵的。至少我们知道，这条路，眼下不太通。”
“那接下来怎么办？”许成军问。
“继续找。”
陈振林接话，语气乾脆，“梁工已经写信给林科院，还有內蒙古、寧夏的几个兄弟单位，打听有没有更適合黄河上游乾旱半乾旱区的速生树种，或者问问他们嫁接、驯化的经验。
我们自己也打算再往祁连山深处走走，看看有没有野生表现好的树种可以採集研究。
“”
他指了指院子里其他几个盖著塑料布的苗畦，“那些是本地沙棘和檉柳的苗，长得慢点，但皮实，是我们的保底队伍。”
许成军不知道说什么，他知道三北，但是不知道，具体到这最后种植的是什么，只是沉默地点点头。
这是这场宏大绿色战役最微观、也最坚韧的前沿。
没有口號喧天，只有日復一日的观察、记录、试验、失败、再尝试。
每一个成功的林带背后，可能都埋葬著无数个这样枯萎的苗圃，和无数个像梁工、陈振林这样，在沉默中积累数据、寻找路径的无名者。
梁工留许成军吃晚饭，是简单的大锅菜和饃饃。
饭桌上，大家不再谈工作，而是天南海北地閒聊，问许成军上海见闻，讲他们跑野外遇到的趣事险事，气氛轻鬆。
这些远离文化中心的人们，对一位作家的来访感到新奇，却也保持著质朴的平常心。
离开时，陈振林和几个同事一直把许成军送到能拦到车的大路边。
握手道別，陈振林用力摇了摇许成军的手：“许同志，谢谢你来看我们！等哪天我们这儿真绿了一片，你再来！”
金城之行就此告一段落。
回程的火车上，章培横注意到许成军不再像来时那样时常望向窗外沉思，而是更多时候埋首於一卷《渭南文集》或几本宋代笔记史料的手抄摘录里，手指沿著竖排的文字缓缓移动，神情是一种罕见的、近乎僧侣般的沉静与专注。
这与他印象中那个才气纵横、挥斥方道的师弟不同。
火车过了宝鸡，进入相对平缓的关中平原。
章培横终於忍不住，放下手中的书，隔著小小的茶几，轻声问道：“真封笔了啊，成军？”
许成军从书卷上抬起目光，眼神清澈，笑了笑：“一段时间吧。至少，不急著写。”
“那————什么时候再写？”
许成军缓缓道：“等內心真正感到充盈，觉得非说不可，而说的东西又能稍稍配得上这片土地的厚重时。”
没有了往日那种自信的锐气，却多了一份自知与敬畏。
章培横听懂了。
他点点头，不再多问，重新拿起书，心中却有些感慨。
师弟这番“龙场悟道”般的静默沉淀，或许比他写出十篇《爱情死了》更有长远意义。
他们並没有直接返回上海。
在金城时，许成军向章培横提出，想去同心看看。
章培横记著之前的承诺，也看出师弟眼中那份想更深入触摸西北脉搏的渴望，便答应同行。
会议组织方和兰大刘教授听说后，虽觉意外，但也表示了理解，並帮忙开具了去往寧夏的工作联繫介绍信。
这年头，没有单位或会议介绍信，异地出行，尤其是深入县城，住宿接待都可能成问题。
从金城到同心，没有直达火车。
他们需先乘火车到中卫，再转乘长途汽车。
中卫到同心的公路，说是省道，实则大半是崎嶇不平的砂石路，蜿蜒在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（塬、梁、峁）之间。
汽车是旧式的解放牌大客车，喷著黑烟，在剧烈的顛簸中艰难前行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各种方言、气味混杂。
车窗外的景色，却让旅途的艰辛有了补偿。
时值仲春，但黄土高原的绿意仍是吝嗇的，大片大片的塬裸露著乾渴的、刀劈斧削般的肌理，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苍黄与赭红。
深切的沟壑纵横交错，像大地衰老的皱纹。
只有谷底和背阴处，才有些许耐旱的柠条、沙棘点缀著稀疏的绿色。
村落往往依山而建，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窑洞，远远望去，宛如镶嵌在巨大黄土雕塑上的蚁穴。
天空高远湛蓝，几缕云丝凝滯不动，更衬得大地雄浑而寂寥。
“野云万里无城郭，雨雪纷纷连大漠。”
虽非冬季，但这片天地间瀰漫的荒凉、旷远与坚韧，却让许成军脑海里自然浮现出这般雄浑又苍凉的诗句。
到了同心，目之所及，儘是望不到头的黄土山塬，和被风沙侵蚀得边缘模糊的层层梯田。
县城很小，一条主街，几排灰扑扑的砖瓦平房和土坯房便是全部。
街道上尘土飞扬，驴车、骆驼和行人的脚步都显得迟缓。
当地人，无论回汉，大多肤色黝红，脸颊带著高原紫外线和风沙留下的印记，眼神质朴而略带审视。
回族男子多戴白帽，妇女或戴盖头，或围著头巾，在尘土中忙碌。
空气里飘著牛羊肉的膻香、烤饼的焦香，以及无处不在的、乾燥的黄土气息。
凭藉介绍信，他们住进了县里唯一的招待所。
条件简陋，但有乾净的床铺和热水瓶。
安顿下来后，章培横因上海还有教学任务，无法久留，只待了三天，对同心的贫困与坚韧有了直观感受后，便先行乘班车返回中卫，再转火车回沪。
临行前，他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：“多看，多听，多感受。安全第一，有事给学校或者我家里发电报。”
许成军这一住，便是半个月。
介绍信和復旦学生证让他获得了基本的便利。
他换下了显眼的上海装，穿上在县城集市买的普通蓝布褂子，儘量融入当地。
这半个月里，他曾跟著去乡下集市的老乡搭驴车，半路遇到“断路收钱”的当地青皮，几个半大孩子拿著木棍拦在路中间，索要“买路钱”。
赶车的老汉嘆了口气，熟练地摸出几毛钱递过去，低声对许成军说：“这帮二流子家里穷管不了，派出所也管不过来————破財免灾吧。”
他在预旺公社亲眼看到春季造林大会战的场景。
上千社员，在公社干部和技术员的带领下，迎著能把人吹得跟跪的黄风，在流动沙丘上打“草方格”。
然后在格子里栽下沙柳、柠条的苗子。
风沙打在脸上生疼，人们的嘴唇乾裂起皮，但號子声和铁杴声却持续不断。
休息时，几个回族老汉蹲在沙梁后，掏出自製的弦子，苍凉地唱起了“花儿”，那高亢曲折的调子，仿佛在与风沙对话，诉说著生活的艰辛与不屈的希望。
许成军听得入神，那音乐里有一种直抵灵魂的原始力量。
他在一个几乎全是回族聚居的庄子里，被好客的阿訇邀请到家里，吃了手抓羊肉，喝了盖碗茶，听了许多关於先民迁徙、关於如何在苦焦之地坚守信仰与生计的故事。
他见识了“吊罐”沐浴的习俗，看到了清真寺里安静而虔诚的礼拜。
回汉之间，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清晰界限，又在对抗自然贫困时有著朴素的互助。
他也看到了极端的水资源匱乏。
许多村子依靠古老的“水窖”储存雨雪水，水贵如油，一盆水先洗脸，再洗脚，最后餵牲口。
为爭抢沟底一眼渗水泉，不同生產队之间曾发生过械斗。
流血、暴力、原始。
生存的压力，在这里以最直接、最残酷的方式呈现。
半个月下来，许成军皮肤晒黑了，嘴唇乾裂了，胃里装满了羊肉和饃饃，也装满了沉甸甸的、未经任何文学修饰的原始素材。
他笔记本上记上了零碎的见闻：
某老汉关於民国十八年的可怕回忆；
妇女们一边纳鞋底一边传唱的抗婚“花儿”歌词；
孩子因为家里终於打了口新水窖而绽放的灿烂笑容；
沙暴来临前，天地昏黄、万物蛰伏时那种令人心悸的寂静————
离开同心前，他又去看了看黄河。
这里的黄河，比金城段更为不羈，穿行於土石峡谷之间，水色浑浊如泥浆，发出沉闷的咆哮。
站在高处望去，浑黄的河水与浑黄的土地几乎融为一体，只有那永恆的、向东奔流的姿態，揭示著生命不屈的律动。
许成军站在塬顶，让乾燥猛烈的风吹透衣衫。
他感到內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旷感，仿佛那些悬浮的、属於“许成军作家”的声名与思绪，都被这西北的风沙滤去了浮华，露出了底下沉默而坚实的基底。
返程途中，许成军並未直接取道返回上海。
他胸中那幅被西北风沙初步勾勒出的粗断图景，牵引著他沿著心中想像的、未来那绵延万里的“三北”防护林脉络，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节点城市，稍作盘桓。
他先北上至银川，这座塞上湖城尚未被后来大开发的烟尘笼罩，老城区回汉交融的市井气息浓烈，城西的贺兰山在湛蓝天空下沉默如铁壁，而城东已能望见毛乌素沙地南缘的苍黄。
他在新城与老城墙之间徘徊，在羊肉街口的烟火气里听摊主讲十年前的风沙如何埋了半条街。
继而向东，过黄河，入陕北。
在榆林，他见识了更为典型的“风沙草滩区”地貌。
镇北台雄踞边墙，底下是滚滚流沙与顽强生长的沙柳、花棒。
他跟著当地治沙站的工人，在红石峡附近参与了一次抢墒播种，亲手將带著蜡质涂层的柠条种子埋进沙窝。
夜里住在窑洞招待所，听著窗外永不止歇的风声，如听亘古的嘆息。
再南下，至延安。
宝塔山依旧，延河水已显瘦弱。
这里不仅是革命圣地，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。
他走了安塞、志丹的几个公社，看到人们在近乎垂直的“掛壁田”上劳作，看到淤地坝工程的艰难推进。
在一处知青留下的试验苗圃里，他看到几排引自河北的油松，因为不適应冬季乾冷和土壤贫瘠，长得病病歪歪，与旁边土生土长的酸枣、荆条形成鲜明对比。
老农操著浓重的陕北口音对他说：“外来的树，金贵，难伺候。可上头的任务，不种不行咧。”
风吹日晒之下，他头髮变得又长又乱，乾枯打结，蒙著洗不净的沙尘。
皮肤粗糙黝黑，嘴唇数度乾裂出血，颧骨处晒脱了皮，留下浅红的印记。
隨身带的雪花膏早已用完，脸被塞外的风吹得生疼。
在榆林一家国营理髮店，他看著镜中那个几乎认不出的、野人般的自己，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躁意。
这外表上的狼狈与邋遢，仿佛是他內心某种剧烈却不清晰的变化的外显。
他感到一种不耐，对这副依然带著些许“文明世界”痕跡的皮囊感到不耐。
“师傅，“”
他对拿著推子、有些惊讶的老师傅说，“剃光，越短越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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